从传世文献和甲骨卜辞看，殷周之际，天人思想发生了三次新变，在中国宗教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具有重大转折意义。这个时期对天命转移因素的思考和王者受命的主题叙事，点燃了先秦道德思潮的导火线，将天命与王德合二为一、将敬天和保民视为天命所归的主因，是周人思考天人关系的重大发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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殷末朝野不敬天的思潮

殷人称王天下的正当性来自天神的许可。殷人本有敬天的思想和传统。《墨子·兼爱下》所载《汤说》言及成汤用黑色公羊和自己为牺牲（注：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）来祭祀天帝，表明了成汤的敬天思想。《尚书·商书·汤誓》载：“王曰：‘非台小子，敢行称乱，有夏多罪，天命殛之……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’”成汤在伐夏动员大会上的演说中自称奉天帝命令征伐夏桀，这种依天立政的思想是殷人成为天下共主的合法依据。

殷末，殷人享国日久，天命不变的观念根深蒂固。从武丁约在公元前1250年即位到帝辛在公元前1046年亡国的205年中，殷人对天神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，天帝逐渐淡出卜人贞问的视野。笔者依据《甲骨文合集》《甲骨文合集补编》所载，对全部五期卜辞中所见天帝、帝臣情况进行了统计，第一期武丁卜辞有175版甲骨，第二期祖庚祖甲卜辞有4版，第三期廪辛康丁卜辞有5版，第四期武乙文丁卜辞有11版，第五期帝乙帝辛卜辞只有1版。殷末的商王坚定地认为天命已经稳定在殷人身上，不会发生转移，认为再贞问天帝的意志是多此一举。这一点可从帝辛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（《尚书·商书·西伯戡黎》）的认知中略窥一斑。

殷末的商王不只是不贞问天帝的意见，还出现了侮辱天神的现象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：“帝武乙无道，为偶人，谓之天神。与之博，令人为行。天神不胜，乃僇辱之。为革囊，盛血，卬而射之，命曰‘射天’。”在武乙看来，天神不论在博弈上，还是武功上，都不如他。在这一时期的卜辞中，天神被商王戏称为“帝小工”。《甲骨文合集》34157：“辛亥卜：帝小工害我，侑三十小牢。”意即，辛亥这天卜问：帝小工将伤害我们，用三十头特养的小牛举行侑祭。《合集》34482：“辛亥卜：帝小工害[我]。”意即，辛亥这天卜问：帝小工将伤害我们。《合集》34149：“癸酉贞：帝五〔臣〕其三〔小〕。”意即，癸酉这天卜问：将用三只特养的小羊祭祀天帝五位〔臣子〕。可以说，殷人以敬天建基，依天立政，而殷末武乙与天神博弈及“射天”，商王称天神为“帝小工”，卜辞很少贞问天帝动向，等等，这些都是商王不敬天的表现。

殷末不敬天的风气在朝野上下蔓延。《尚书·商书·微子》载：“今殷民乃攘窃神祇之牺牷牲，用以容，将食无灾。”殷民盗窃为祭祀神灵而准备的牺牲没有受到惩罚，一是意味着牺牲在管理上存在严重的问题，所以它们在用于祭祀之前就被偷窃了；二是可能存在监守自盗以及串通盗窃的现象。殷之官民盗窃神庙祭品，触犯天神底线，这是殷之官民不敬天的表现。

殷末，商王对祖先隆祭重祀，却视天帝不食人间烟火，献给天帝五位臣子的祭品也相当微薄。武乙与天神博弈以及射天等行为，将不敬天神的作风推上高峰。殷之官民偷盗神庙祭品和特养的牺牲，表明他们的天神信仰意识发生了断崖式剧变。由此，殷末朝野上下不敬天成为风气，这是殷周之际天人思想之一变。

殷末天命可改的思想

面对朝野上下普遍不敬畏天神的风气，加之比较严重的内忧外患，殷之宗亲重臣开始重新思考天人关系。在传世文献中，具有代表性的是《尚书·商书·西伯戡黎》和《尚书·商书·微子》两篇；在出土文献中，与传世文献相印证的是殷末大量的战争类、田猎类卜辞。

在《西伯戡黎》中，帝辛的重臣祖伊说：“天既讫我殷命……非先王不相我后人，惟王淫戏用自绝。故天弃我，不有康食。”祖伊认为，天帝已经作出结束殷商之命的决定。该篇还载祖伊之语：“不虞天性，不迪率典。”祖伊批评帝辛不预测天帝的意志，不遵守法典。祖伊的话语符合第五期卜辞之实情——帝辛几乎不再贞问天帝的决定，这种做法本身就是不敬天最严重的表现。

《微子》载微子之语：“我用沈酗于酒，用乱败厥德于下。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。卿士师师非度。”微子批评以帝辛为首的商族上下酗酒成风，腐化堕落，正在败坏祖先得来的天下。殷末商族不敬天的作为，加之饮酒和享乐之风，对微子、祖伊等有识之士的思想冲击甚大。他们虽然受到传统宗教思想的深刻影响，无法跳出天命思想的桎梏，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天命将要发生转移。《微子》载父师之语：“王子！天毒降灾荒殷邦，方兴沈酗于酒，乃罔畏畏，咈其耇长旧有位人。”在父师看来，上天降下灾害要灭亡殷商，而商王却沉醉酒中，不惧怕老天的威力，一再忤逆政治经验丰富的老臣的建议。父师的言外之意也是天将亡商。

《微子》还载微子之语：“今殷其沦丧，若涉大水，其无津涯。”此言殷将堕落丧亡，就像一个人涉渡大河而无渡口，也看不到岸边。作为王子的微子启也认为殷王朝丧亡在即，这对朝野影响巨大。《诗经·大雅·文王》载：“商之孙子，其丽不亿。上帝既命，侯于周服。”此言殷末有大批商族子孙向周人投诚。不仅如此，商之贤臣能臣也纷纷叛商奔周。《国语·晋语一》：“妲己有宠，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。”胶鬲本为殷商贤臣，他相信天命已经在周，故弃商投周。

又从《微子》父师的话语中可知，帝辛之时发生了大饥荒。这次大饥荒的发生，与黄河枯竭造成农作物大量减产有关。《国语·周书》载周臣伯阳父之语：“河竭而商亡。”统治集团对天灾漠不关心，一味沉湎于享乐。从甲骨卜辞看，以帝乙帝辛为首的统治集团常年频繁地到各个方国田猎、警示，频繁地发动对方国的战争，对这些方国正常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造成严重干扰和破坏，不断积累四方敌对情绪。而且，从第五期卜辞看，大邑商经常发生“众”逃亡的情况。商王的军队中存在大量被称为“众”的士兵，他们在商王的左、中、右三军服役，但时不时会发生“众”逃亡的事件。可见，这些“众”也相信天命已经在周。

综上，殷末天命发生转移的思想开始弥漫。商王自信天命不改，而殷之重臣、王族、士兵等都普遍相信上天已经厌弃商王，与商王离心离德，向周人投诚。由此，殷末的有识之士都委婉地表达了天命将发生转移的新认识，这是殷末周初天人思想之二变。

敬天保民思想的发生

“小邦周”是大邑商治下的一个方国，留意到了天命将发生转移的舆论。周人不仅接受了天命可改的新认知，而且在思想动员方面做了两项重要工作：一是宣传周人敬天的思想。二是重塑天帝形象，使殷之天帝从自然神变为人格神，并赋予天帝以道德意识，强调上天爱下民，树立起周人“保民”的形象。

周人敬天的思想，在卜辞和铭文中皆有体现。周原甲骨H11：96：“□告于天，囟（斯）亡咎。”此言周人举行将某事告知天帝的仪式，将没有过失。在这里，上天成为周人告祭的对象。《殷周金文集成》6014“尊”载：“唯武王既克大邑商，则廷告于天。”此尊制作于西周早期，铭文大意是，周武王战胜大邑商之后，举行了告祭上天的典礼。天帝是授命的至上神，本来只有商王才能委托祖先与上帝沟通，但殷末随着天命转移到周人身上之认识的发生，出现了周人可与天帝沟通的情况。《诗经·大雅·大明》：“维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昭事上帝，聿怀多福。厥德不回，以受方国。”此言周文王事奉天帝。

周人保民思想的发生，始于重塑天帝形象。从殷墟卜辞看，天帝是自然神，没有食欲，不享受人间祭品。但在商周之际，周人对天帝有了新认识。《集成》4261“天亡”载：“事喜（饎）上帝。”此为西周早期器物，铭文言及周王用“饎（熟食）”来祭祀上帝。周人使天帝从不食人间烟火的至上神变成享用人间祭祀的人格神。这是周人对殷人宗教的第一个创新。周人的第二个创新是，突破了殷人所认为的人间无法与天帝直接沟通的认识，认为受命之王拥有与天帝直接沟通的权限。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：“帝谓文王：‘无然畔援，无然歆羡，诞先登于岸。’”此处为天帝与周文王的对话。周人的第三个创新是，天帝从没有道德意识到具有道德意识。殷墟卜辞中找不到天帝具有道德意识的例证。在殷人的认知里，天帝喜怒无常，没有人的温情，他会依照他的意愿给人间降下忧患、气象灾害，破坏城邑甚至消灭城邑，损害年成，在战争中帮助敌国，等等。总之，在卜辞中看不出天帝对人间的关爱。周人重塑天帝形象，将天帝塑造成最具爱心和美德的至上神。《国语·周语中》单襄公引《大誓》曰：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。”这是说，人民希望得到的，上天必定听从人民的心声。《国语·周语》又载武王克殷所作之诗《支》：“天之所支，不可坏也。其所坏，亦不可支也。”至此，周人将保民作为敬天的另一面表而出之。敬天和保民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，保民成为敬天不可或缺的一面。在周武王看来，保护和安定人民才有可能获得爱民的天帝的青睐，才是获得天命的决定性条件。

综上，周本小邦，接受了天命可改的新认知，重塑天帝形象，使殷之天帝从自然神变为人格神，并赋予天以道德意识，强调上天爱下民，催生了周人“保民”的思想。敬天保民成为周人立国之思想根基，此为殷周之际天人思想之三变。

（作者单位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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